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5.3%，二季度增長4.7%。CMF季報預計三季度增速將在4.7%左右。 當前，宏觀經濟數據不容樂觀。以貼近居民日常的消費為例，去年11月增速一度達到10.1%，隨后數字一路下滑，徘徊在3%左右。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1%。與此同時，物價仍在低位徘徊。8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6%。 民間資本與外資的投資熱情低迷。據商務部數據，2024年1月—8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了31.5%。1月-8月，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民間投資增速為負增長，是-0.2%。 企業利潤增速放緩。1月—8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0.5%。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8月分年齡組失業率數據顯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攀升1.7個百分點至18.8%，為2023年12月公布數據以來最高點。 經濟學家任澤平團隊分析，PPI連續20多個月負增長，CPI在零附近徘徊，實為罕見。股市、房市持續近三年下滑，主要股指去除銀行股等普遍跌幅一半以上，創業板指數跌幅超過一半；1月-8月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8.0%，一二線城市房價平均跌幅在30%左右，遠郊區和三四線城市房價甚至腰斬。中國短期經濟運行狀態不容樂觀。 在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看來，相對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們這次面臨的經濟挑戰不是外部沖擊，而是結構性的內需不足——一方面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峰已過，投資已經過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長慢，居民消費不足。 滕泰指出，經濟增速逐年下滑，物價低迷，房地產投資負增長，股市長期下跌，年輕人的失業率較高，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加重、財政支出缺口擴大，這些情況帶來的挑戰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沖擊更嚴峻。 滕泰指出，為了讓年輕人有更好的就業和發展前景；為了提振消費、讓企業的產品能夠更好地銷售；為了化解房地產風險、提振股市信心，讓家庭有更多財產性收入；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扭轉企業盈利下滑甚至虧損；為了改變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趨勢，為了盡快改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都應盡快推出大規模的擴大內需計劃。 而實際上，最近幾年，涵蓋財政、貨幣以及其他提振政策在內，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內需的措施。 以財政政策為例，2020年特殊時期，赤字率從2.8%提高至3.6%以上，赤字規模比2019年增加1萬億元，達到3.76萬億元。2020年發行特別國債1萬億元，2023年增發國債1萬億元（用作特別國債管理），2024年全國兩會又決定從今年開始擬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今年先發行1萬億元。此外，每年還有萬億級別的減稅降費優惠政策。 諸多擴內需政策，除各地的消費券，還包括中央提振民營經濟的舉措、鼓勵民間投資、下達以工代賑中央投資、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等政策。 最近幾年，中國貨幣政策相對發達國家謹慎，但最近幾天的變化則遠超市場預期。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指出，央行的最新政策可以說是自2015年以來最全面的寬松政策。雖然個別措施并不令人驚訝（例如降息、降準、抵押貸款融資、降低二套房抵押貸款的首付要求），但整體力度高于摩根大通的預測（例如，降準基點、政策利率下調基點，二套房抵押的首付規定），同時采取一攬子的綜合措施顯然旨在恢復市場信心。
更大力度刺激釋放的信號
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決策層的思路開始轉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振市場信心的時機。 房地產與消費，是牽動中國經濟命脈的關鍵根源之一。根據央行新政，存量房貸利率將降至新發放貸款利率的附近，預計平均下降幅度在0.5個百分點左右。這將惠及5000萬戶家庭，1.5億人口，平均每年減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總數大概1500億元左右。 朱海斌認為，該舉措對促進消費的影響有待觀察。一是因為受益家庭可能會選擇儲蓄，特別是在收入和就業預期疲軟的情況下；二是下降的存款利率和穩定的凈息差表明這實際是居民儲蓄對抵押借款人的交叉補貼，因此其對消費的凈影響可能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新政還宣布，將全國層面的二套房貸最低首付比例由25%下調到15%，統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貸最低首付比例。對此，朱海斌分析，央行此前創建了3000億元人民幣的再貸款機制來支持經濟適用房，將銀行貸款本金的60%提供給地區國有企業，用于購買未售出的房屋。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二季度末，3000億元人民幣的再貸款額度中只有121億元被使用。而9月房屋銷售低于預期，傳統的需求側寬松措施（放寬抵押貸款政策和購房限制）難以解決收入和房價預期疲軟和對房屋交付擔憂等問題。 不止步于房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接受采訪時建議，政府公布一個大規模、綜合性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向市場釋放一種強烈信號，增強信心、鼓舞士氣�！敖衲陙聿患案删兔髂杲又伞Ｐ袆由喜荒懿僦^急，但政策信號的釋放不能拖延�！� 余永定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要實現5%的經濟增速難度相當大。目前“準通縮”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下一步，必須顯著加大財政的擴張力度。根據年初的測算，如果2024年消費增速為5%（同計劃的GDP增速同步）、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增速與2023年相同（-9.6%和6.5%），要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基建投資增速應該達到雙位數、規模要達到約20萬億元以上。 劉世錦則建議，通過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與2008年不同，重點補基本公共服務短板，以人力資本投資為重點。建議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同時在一定幅度上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投資，實質擴大內需。 劉世錦認為，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個常識。但要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的起因區別開來，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導致了總需求不足。否則，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難以見效，甚至不是解決而是加劇問題，更會貽誤有利時機。 劉世錦所指的10萬億刺激規模有兩大突破方向。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住房改善帶動裝修、家具、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顧之憂。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他指出，從國際經驗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同時也適合制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在這個范圍，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發展空間。 但是，亦有不少經濟學家對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尤其是基建投資的繼續擴張保持警惕。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指出，中國經濟不需要強刺激、好比一個虛弱的病人身體很虛的時候吃很多補藥，反而發揮不了作用，更容易引起新的問題。 李稻葵認為，中國的經濟基建已經相當完善，繼續投基建會帶來更大的問題。地方政府的社會服務水平當然需要提高，但如果突然猛地花大量錢財去提升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共服務，后續財力可能跟不上，埋下長期隱患。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是流轉不通、堵點不通，實體經濟現金流極其短缺，另一方面銀行資金大量囤積。發行長期國債才是解決之道。金融機構購買長期國債，中央政府拿長期國債置換地方債，才能打通循環。
李稻葵認為，基建周期疊加房地產周期導致經濟偏冷。持續近二十年的基建，導致短債還期的壓力上升，城市化和房地產建設的高漲了告一段落了。建議國家發債、銀行拿錢買中央長期債，對沖周期影響，讓地方政府恢復應有的經濟活力。
提振信心，扭轉收入分配格局
經濟學者們表示，刺激計劃主要是“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接下來預測，中國還需要 “一攬子改革，根本性地重塑經濟，釋放消費增長潛力”。亟待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改善居民消費。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對擴大基建投資保持警惕。王小魯談到，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應當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擴大投資，或者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刺激投資，以擴大總需求，使經濟保持穩定增長。 王小魯認為，凱恩斯主義政策僅僅適用于某些特殊條件的短期政策。一味刺激投資，將導致投資率越來越高，消費率越來越低，產能擴張過快。不如將政府支出重點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緩解社會保障的后顧之憂。這將對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費需求起到積極作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新政主要通過救濟失業、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改善民生和穩定金融體系政策促進了經濟復蘇。 王小魯表示，羅斯福新政被誤解為凱恩斯式的宏觀政策。實際上，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政府投資是有限的，貨幣政策也是非常有節制的，與凱恩斯式擴張政策有根本的區別。 王小魯回顧，羅斯福新政期間（1934年-1940年），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年均增長達到10.2%。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該比例大幅上升到45.5%。危機期間增加的福利支出，特別是失業救濟，后期轉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而其他很多支出項目的比重下降了。這意味著新政期間政府支出結構向以改善民生為中心調整。隨著這些措施，美國經濟從1934年開始強勁復蘇，1934年-1940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0%。 劉世錦亦指出，現階段中國的基本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大體占三分之一，4億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數多年來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認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劉世錦分析，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系數比較低（0.4以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需求，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后，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后退的困境。 劉世錦指出，二戰后，幾十個經濟體開始工業化，但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甚少，大型經濟體只有日本和韓國。1萬美元左右是個特殊的不穩定節點，更多國家在這個節點出現反復或后退，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建議以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力爭用十年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億-9億人。 王小魯指出，當前改善社會保障是當務之急。中國大約有4.6億城鎮勞動者，其中四分之一到一半未被城鎮社會保障覆蓋。以城鎮就業人數統計，2021年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大約為25%，未納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比重約為24%，未納入失業保險的比重約為51%。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政府應維護良好的法治、承擔更多責任解決民生問題。 滕泰亦表示，如果有足夠規模的一攬子擴大內需計劃，并配以貨幣政策，那么就應該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抱有足夠的信心。幾十年前中國沒有技術、沒有人才、沒有制造能力，芯片、工業軟件從無到有，現在的困難不過是需要提振需求、暢通經濟循環而已。
